98年台上字第3404號

刑訴第181條規定證人得拒絕證言者，係以因證人之陳述，致其自己或其他親屬等關係之人「恐」有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，始得拒絕證言。即僅限於該刑事追訴或處罰尚未開始或尚未確定者，始有適用。

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四種拒絕證言權類型

• 公務關係之拒絕證言權(第179條)
• 身分關係之拒絕證言權(第l80條)
• 身分及利害關係之拒絕證言權(第l8l條)→本案屬此類型
• 業務關係之拒絕證言權(第l8l條)

 

刑訴第181條拒絕證言權

 

判斷標準：

有無「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一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」一事，其判斷標準為何?法無明文。惟就第18l條之文義觀之，既然以「刑事追訴或處 罰」為要件，倘證人之犯罪行為業經判決確定、時效完成、大赦或犯罪後法律廢止其刑罰者，證人之陳述雖然可能揭露該犯罪行為，但因為證人已經不可能受刑事追 訴或處罰，不得拒絕證言。但如果與該犯罪有關的「細節」，證人未必喪失拒絕證言權，如果細節的提供可能入證人於新的犯罪，仍得拒絕證言。

 

拒絕證言權之範圍：

不得概括拒絕，必須針對「個別具體」之問題主張，即使是一連串的問題，也必須逐一、分別主張權利，不得概括拒絕回答一切問題，此與被告基於「緘默權」得概 括拒絕回答所有問題者不同。又證人之到場義務與其享有拒絕證言權不同，即便其主張有拒絕證言一權，仍須到庭主張，因有無享有拒絕證言權，仍須依照個別問題 主張之，故學者認為不得事先以概括拒絕證言之主張而免除到場義務。

 

違反第186條第2項告知義務之效果：

第186條第2項之告知義務，係為保護「證人」而設，非為保護「當事人」。故違反之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，應對「證人」生效，而非對「當事人」生效，所以， 違反告知義務之證人證詞，對訴訟「當事人」仍具證據能力，至於證據之證明力，則由法院個案判斷之。因此，違反此一告知義務，並令證人具結而取得之證詞，在 將來對該「證人」追訴或處罰之審判中，不得為證據。